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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4月24日，我們離開聖地埃奇米亞津的時候，凱倫（Karen）臨時提議去他家午餐──復活節的午餐。我們接受邀請的話，他就不會錯過重要的家族聚會，他這樣表示。凱倫是我們在亞美尼亞的第一位司機，開他手排的舊拉達（Lada），帶我們參觀葉里溫附近的景點。瘦小的凱倫總是一件深色夾克，一條舊西裝褲，用髮油梳好的黑髮服貼在額頭右側，細長的絲瓜臉上幾條細長的皺紋，一抹苦澀的微笑，讓四十幾歲的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大一些。凱倫非常體貼，但有時過度客氣，反而讓你覺得這是隱藏自己情緒與醞怒的方式──大概是我坐前座，跟他有近距離的互動，才有這樣的感受吧。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我記得到達葉里溫那個晚上，出關已經半夜三點多了，我隨著他穿過動工中的機場走道，穿過機場外面臨時搭建的鷹架和需要付費的停車場，來到公路邊一片黑暗的無人之地，我正納悶，卻見他聳聳肩，回頭苦笑著對我說：「這裡不收停車費。」我當下只覺得他是一個滑稽的男人。凱倫的家在埃奇米亞津。除了有歷史意義的教堂、修院和神學院，埃奇米亞津本身只是一座蘇聯式的小城，國宅年久失修，已經有點像廢墟了。但是，跳過中庭的水窪，穿過鋼筋電線都裸露在牆面外的狹長走道，大樓裡的公寓仍維持一定的生活機能，貼上壁紙，添上家具，便有了家的感覺。到達凱倫家的時候，孩子們已吃過一輪，他的太太、妻妹、女兒正撢去塑膠桌布上的麵包屑，重新端上麵包、捲餅、肉排和醃菜，為了增加桌面的豐富性，也補上一些裝飾用的糖果點心。經過簡單的介紹，大家就開動了。本屬於家人的聚會，卻因外人的到訪增添了一絲儀式性；按高加索的餐桌禮儀，主人必須先敬來客，之後每次舉杯，都必須為對方的家人、國家、祖先祈福，名目隨舉杯的次數增加，有時連寵物都納入了祝福的名單。跟愛國心很強的高加索人在一起，一餐飯到了最後，往往變成宣揚國威的場合，他們會一再告訴你，他們的國家有多久的歷史，多少的科學發現，他們的文字多麼獨特而自然資源多麼豐富……除了起立致敬，你沒有更適合的答禮方式。凱倫的女兒璐西娜（Lucine）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。我已記不清那天午餐吃了什麼，但仍清楚記得她述說的亞美尼亞歷史。我更記得，她說起土耳其屠殺和蘇聯統治時悲愴的神情。凱倫始終沉靜地喝著汽水，也不與我們撞擊復活節的紅蛋，只含笑看著正攻讀法律學位的女兒。後來我才知道凱倫是國立綜合理工學院的畢業生。那一天我們經過葉里溫市區幾座鋪著花磚、類似行政機構的大樓，我問凱倫這是什麼地方，他用帶著濃厚俄語口音的英文回答「Polytechnic」，沉默了半晌，才比比自己的胸口，「讀了五年」，然後指著方向盤，比出駕駛的姿勢。「Taxi──」他眼睛泛紅，猛搖頭說：「No job」我現在回想，才理解凱倫的醞怒。那一代的亞美尼亞人出社會的時候正好碰上蘇聯解體，國營工廠一間間關閉，在社會轉型的時期，很多人都面臨了失業的問題。他的憤怒，也象徵了一代人的憤怒罷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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