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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政府末期、共黨政府前期著名的自由主義報人儲安平,文化大革命期間,竟成「右派巨犯」,橫遭掃蕩,諸般迫害加身,乃至失蹤。自殺?他殺?隱居?眾說紛紜,近半世紀後仍然屍骨無存。今天,2015年5月18日,儲安平的衣冠塚在其故鄉江蘇宜興落成,作者特撰此文,以資紀念。 ──編者1957年6月8日的夜晚,心情煩悶的章伯鈞(注一)獨自一人到史良(注二)家中做客,為的是表達對當天《人民日報》社論〈這是為什麼〉的不滿。他說了很多,最後說了一句:「將來胡風、儲安平要成為歷史人物。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後才有定評……」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儲安平真的成了歷史人物。一是因為他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,發表了「國共民主多少與有無」的看法(原話為:老實說,在國民黨統治下,這個自由還是一個「多」與「少」的問題,假如共產黨執政了,這個自由就變成了「有」「無」的問題了)二是1957年6月1日,他在中共整風座談會上,提出了震驚朝野的「黨天下」的觀點。這在1957年短暫的春季是中國知識份子「飆」出的最高音,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是最高音。6月11日,章伯鈞來到剛遞上辭呈的儲安平家中。兩個人都是岌岌可危,他們談到未來。章伯鈞說:老儲,你年齡不大,又有學問和眼量,可以多研究些中國的思想問題。依我看,今天能夠看到五十年以後的事的人還沒有。時間已然過去六十載,回顧往事,可謂百感交集──一方面,深感儲安平果真是個歷史人物。自民國以來,特別是自1949年以來,從大陸範圍來看,能站得住、又讓人記得住的文人,有幾個?陳寅恪是一個,儲安平是一個,還有呢?有的人還是很不錯的,但出於各種情況或被淹沒,或被淡忘。而儲安平和他說過的話,連同他的《觀察》以及他的死亡,像雲一樣在天空飄散,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轉,被越來越多的人咀嚼、記憶和懷想。我在《往事並不如煙》一書裡形容儲安平:面白,身修,美豐儀。萬不想這七個字在網上也是千百萬次轉發,不可思議的神奇和美妙!並非是我寫得好,儲先生就是這個樣子。有樣子的人,歷來不多。另一方面,深感中國的諸多問題依舊,有的好像還更嚴重了。這裡只引用資中筠大姐的一句話:「一百年了,沒有長進,上面還是慈禧,下面還是義和團。」(見資中筠《余欲無言》,2012年11月16日在「共識」座談會上的發言)話說得讓一些人很反感,但說對了。要讓人生開花結果,最需要的是有敢於與眾不同的勇氣。儲安平充滿政治激情又敢言敢行,這個性格特點不僅僅突顯於舊《觀察》和1957年,其實是貫穿於他從年輕到年老的一生。1932年夏季,東北事變、淞滬抗戰相繼發生,舉國民心鼎沸,上海學生組織請願團到南京請願,督促政府出兵收復失地。在一千多人的行進隊伍中,有一個光華大學的學生,叫儲安平。請願學生到了南京,集中在中央軍校大禮堂。蔣委員長蒞臨訓話,要學生或返校讀書或去孝陵衛當兵,不得再生事端。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,這時突然有個學生跑到講壇,指手畫腳地講了一通,抨擊政府不抗日……沒人知道他是誰,只有光華的學生認出來了,他叫儲安平。●儲安平不是政治家,不是思想家,他乃報人,是真正意義的報人。儲安平一輩子的生活和命運都與報刊、出版、新聞、言論聯繫。朝於斯,夕於斯。因它而聲名鵲起,因它而「一敗塗地」。這裡,有必要對其從業履歷做一個簡要介紹:1932年7月光華大學畢業。1933年7月進入《中央日報》副刊〈中央公園〉,從事編輯工作三年。繼〈中央公園〉之後,開闢〈文學週刊〉。1936年編輯出版文學期刊《文學時代》。1938年1月從英國歸來,6月重回《中央日報》創辦〈平民〉副刊。中日戰爭爆發,儲安平在國立師範學院(湖南安化縣藍田鎮)任教期間,1943年與夫人端木露西(本名新民)創辦袖珍書店。經歷婚變,儲安平奔赴桂林,1943年冬進入《力報》,任主筆。1945年7月在湖南辰谿縣受聘於《中國晨報》,任主筆。兩月後離任,赴重慶。1945年10月在重慶創辦《客觀》。1946年在上海創辦《觀察》至1948年12月被查封。1949年11月《觀察》在北京復刊,1952年停止經營。1952年4月擔任新華書店總店第二副總經理,出版總署發行事業管理局副局長。1957年4月擔任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,6月被撤職。這裡,我先問一句:何謂報業?報界前輩戈公振先生在《中國報學史》一書裡,有精闢的闡釋。戈氏認為:它是社會公共輿論機關,就是以揭載新聞為主,反對報紙的黨派性,除軍事上有時必須保守祕密,其他一切消息皆可開誠佈公的宣佈於民眾之前,使多數人「能瞭解政治問題,能自下而上的判斷,進而監督報紙,強制政治家,使自覺其責任的重大。」它於國家的進步,自是有非常重大關係。也正是基於報業的這個本質,當年的傅斯年才對胡適說:「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。與其入政府,不如組黨,與其組黨,不如辦報。」儲安平非但深諳此理,且為終身之志,通過公共論壇韓政。國民黨執政他無情揭露國民黨,共產黨執政他尖銳批評共產黨,恪守報業「中立、客觀、理性」的宗旨和「獨家,獨特,獨到」的本性,以及報人必須具備的魄力、眼光、擔當等職業精神和素養。這是一個很高又極嚴的從業標準,遠遠超過加入某黨、某派的條件。「屠狗功名,雕龍文卷,豈是平生意?」(引清人龔自珍詞〈湘江〉)儲安平始終游離在國共兩黨之間,別看他先後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,其實他也游離在民主黨派之外。無涉軍政,不黨不派,他的心只守著一個「社會公共」空間,並在此安身立命。胡愈之搞報紙、搞出版,他是(黨的)新聞工作者,不是報人。儲安平搞報紙、搞出版,他是報人,不是新聞工作者。說句大不敬的話,任何黨派(包括強大的黨派)對儲安平自由主義靈魂和報人的天職本性來說,都太窄,也太矮。說他有政治野心,那才是活天冤枉!他自己就曾這樣說過:「滔滔今日,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為理想而生活,有多少人能咬緊牙關從事這樣一種清寒艱苦的事業。」儲安平是把一張報紙、一份期刊,當作清寒艱苦的事業幹的,以此啟迪民智,以此振興國運,以此實現人生理想。這就是儲安平。辦報,要有辦報的頭腦、胸襟、能力及手段。儲安平樣樣具備,要啥有啥。遠的不講,拿擔任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來說,自跨進北京西單石駙馬大街的第一步,便毅然決然地按照自己路數、理念真刀真槍地幹起來。半是痴狂,半乃性情。他宣佈《光明日報》不能機關化,要報館化;黨報工作經驗已經過時,當回到從前舊報傳統;年輕記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報人為榜樣;撤銷了編輯室,所有的稿子直送總編室,自己都一一要看過。他明確新聞記者的首要任務是寫新聞,新聞就是要搶先,就是要獨家;社論少寫,那種歌功頌德、教條主義的社論不要再寫。正值「大鳴大放」,儲安平立即派八批記者,分三路到全國各地調查。得知清華大學在研究改變黨委制的問題,他第一時間派人去採訪。從5月7日到6月2日,《光明日報》均在頭版刊發民主黨派和高校關於取消黨委制的報導,重量級的東西,一個接一個地甩了出來……這是啥做派?這叫報人辦報。要麼不做事,要做就做成一流,儲安平就在這短短八十天之內,讓這張民主黨派機關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他才氣過人,也傲氣凌人;嚴於律己,也苛於待人。拙作《往事並不如煙》出版後,我和《光明日報》的幾位老編輯有些交往。吃飯,聊天,幾乎所有的話題都圍繞著儲安平。他們告訴我:儲安平太能幹,大家都佩服他,也都怕他。我問:為什麼?答:頭天佈置任務,第二天就被叫去詢問──做得怎麼樣了?儲安平管得太細,太嚴,手下人跟不上,也受不了。所以到「反右」階段,儲安平在《光明日報》的會議室被鬥得要死。手下人恨他,當然,有的是假恨,有的是真恨。這讓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說的話:一個人愛什麼,就死在什麼上。最後,我想強調儲安平是個作家,極為欣賞他寫的《英國采風錄》。自從國門大開,到英國留學、旅遊、經商、訪問,乃至移民定居的人無數。幾十年間,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寫下數以萬計的訪英散記、遊記、札記、日記、筆記,這些文章或多或少、或深或淺都是在議論和描述英國和英國人。這樣說,那樣講,寫來寫去,比來比去,依我看它們都不及儲安平在抗戰逃難歲月,用五個月的時間(1944年11月~1945年4月),於僻遠的湖南漵浦縣寫下的《英國采風錄》。書中,對英國王權的更迭,自由傳統的特徵,議會政治的源流,種族的歷史以及貴族的形成,都做了詳盡又風趣的介紹。作為研究者,它是極有價值的參考;作為讀者,它則是愛不釋手的佳作。儲安平文字功夫了得!尤喜末尾幾章,英人的性格、氣質、習慣、性情,乃至雨傘、茶壺套,無不寫得準確凝煉,但又是在娓娓道來,彷彿感受到從遠洋飄來的微風與水氣,讓你獲得滿足和感動,這與我們那些混濁僵硬的東西完全不同。顯然,儲安平被英國的經濟發達、民主政治和良好社會風尚所深深吸引。那時的他對中國的落後與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,但是他能把憤世嫉俗的情緒掩藏起來,而採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靜的講述,太成功了!冷峻的美麗比洶湧的強悍,更令人過目不忘。時隔七十載,重讀《采風錄》仍能產生強烈的共鳴。●由於命運,由於個性,儲安平的個人生活也很不幸,妻子已分手,子女多疏離。最後一個探視他的親人是女兒儲望瑞的丈夫熊榮光,「文革」爆發,紅色恐怖掃蕩北京城。這個在北郊農場工作的青年騎上自行車,揣著兩個農場自產的水蜜桃,悄悄進城看望岳父──所有門窗都是敞開的,任人出入。儲安平靜坐床邊,室內空蕩無物。熊榮光問一句,他答一句,不問則無話,遂將兩個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,不敢久留。出門回望,儲安平一手捧著一個桃子,仍然靜坐床邊。●儲安平江蘇宜興人氏,五十七載斯文遂絕,英雄獻祭在國,魂兮歸來在鄉。於今唯留衣冠,何其悲也!注一:章詒和父親,中國政治家,中國民主同盟(民盟)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,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長,《光明日報》社長。注二:中國著名律師、法律家、政治家、社會運動家,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首任部長。1979年為民盟第四屆中央主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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