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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政府末期、共黨政府前期著名的自由主義報人儲安平，文化大革命期間，竟成「右派巨犯」，橫遭掃蕩，諸般迫害加身，乃至失蹤。自殺？他殺？隱居？眾說紛紜，近半世紀後仍然屍骨無存。今天，2015年5月18日，儲安平的衣冠塚在其故鄉江蘇宜興落成，作者特撰此文，以資紀念。 ──編者1957年6月8日的夜晚，心情煩悶的章伯鈞（注一）獨自一人到史良（注二）家中做客，為的是表達對當天《人民日報》社論〈這是為什麼〉的不滿。他說了很多，最後說了一句：「將來胡風、儲安平要成為歷史人物。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後才有定評……」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儲安平真的成了歷史人物。一是因為他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，發表了「國共民主多少與有無」的看法（原話為：老實說，在國民黨統治下，這個自由還是一個「多」與「少」的問題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，這個自由就變成了「有」「無」的問題了）二是1957年6月1日，他在中共整風座談會上，提出了震驚朝野的「黨天下」的觀點。這在1957年短暫的春季是中國知識份子「飆」出的最高音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是最高音。6月11日，章伯鈞來到剛遞上辭呈的儲安平家中。兩個人都是岌岌可危，他們談到未來。章伯鈞說：老儲，你年齡不大，又有學問和眼量，可以多研究些中國的思想問題。依我看，今天能夠看到五十年以後的事的人還沒有。時間已然過去六十載，回顧往事，可謂百感交集──一方面，深感儲安平果真是個歷史人物。自民國以來，特別是自1949年以來，從大陸範圍來看，能站得住、又讓人記得住的文人，有幾個？陳寅恪是一個，儲安平是一個，還有呢？有的人還是很不錯的，但出於各種情況或被淹沒，或被淡忘。而儲安平和他說過的話，連同他的《觀察》以及他的死亡，像雲一樣在天空飄散，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轉，被越來越多的人咀嚼、記憶和懷想。我在《往事並不如煙》一書裡形容儲安平：面白，身修，美豐儀。萬不想這七個字在網上也是千百萬次轉發，不可思議的神奇和美妙！並非是我寫得好，儲先生就是這個樣子。有樣子的人，歷來不多。另一方面，深感中國的諸多問題依舊，有的好像還更嚴重了。這裡只引用資中筠大姐的一句話：「一百年了，沒有長進，上面還是慈禧，下面還是義和團。」（見資中筠《余欲無言》，2012年11月16日在「共識」座談會上的發言）話說得讓一些人很反感，但說對了。要讓人生開花結果，最需要的是有敢於與眾不同的勇氣。儲安平充滿政治激情又敢言敢行，這個性格特點不僅僅突顯於舊《觀察》和1957年，其實是貫穿於他從年輕到年老的一生。1932年夏季，東北事變、淞滬抗戰相繼發生，舉國民心鼎沸，上海學生組織請願團到南京請願，督促政府出兵收復失地。在一千多人的行進隊伍中，有一個光華大學的學生，叫儲安平。請願學生到了南京，集中在中央軍校大禮堂。蔣委員長蒞臨訓話，要學生或返校讀書或去孝陵衛當兵，不得再生事端。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，這時突然有個學生跑到講壇，指手畫腳地講了一通，抨擊政府不抗日……沒人知道他是誰，只有光華的學生認出來了，他叫儲安平。●儲安平不是政治家，不是思想家，他乃報人，是真正意義的報人。儲安平一輩子的生活和命運都與報刊、出版、新聞、言論聯繫。朝於斯，夕於斯。因它而聲名鵲起，因它而「一敗塗地」。這裡，有必要對其從業履歷做一個簡要介紹：1932年7月光華大學畢業。1933年7月進入《中央日報》副刊〈中央公園〉，從事編輯工作三年。繼〈中央公園〉之後，開闢〈文學週刊〉。1936年編輯出版文學期刊《文學時代》。1938年1月從英國歸來，6月重回《中央日報》創辦〈平民〉副刊。中日戰爭爆發，儲安平在國立師範學院（湖南安化縣藍田鎮）任教期間，1943年與夫人端木露西（本名新民）創辦袖珍書店。經歷婚變，儲安平奔赴桂林，1943年冬進入《力報》，任主筆。1945年7月在湖南辰谿縣受聘於《中國晨報》，任主筆。兩月後離任，赴重慶。1945年10月在重慶創辦《客觀》。1946年在上海創辦《觀察》至1948年12月被查封。1949年11月《觀察》在北京復刊，1952年停止經營。1952年4月擔任新華書店總店第二副總經理，出版總署發行事業管理局副局長。1957年4月擔任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，6月被撤職。這裡，我先問一句：何謂報業？報界前輩戈公振先生在《中國報學史》一書裡，有精闢的闡釋。戈氏認為：它是社會公共輿論機關，就是以揭載新聞為主，反對報紙的黨派性，除軍事上有時必須保守祕密，其他一切消息皆可開誠佈公的宣佈於民眾之前，使多數人「能瞭解政治問題，能自下而上的判斷，進而監督報紙，強制政治家，使自覺其責任的重大。」它於國家的進步，自是有非常重大關係。也正是基於報業的這個本質，當年的傅斯年才對胡適說：「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。與其入政府，不如組黨，與其組黨，不如辦報。」儲安平非但深諳此理，且為終身之志，通過公共論壇韓政。國民黨執政他無情揭露國民黨，共產黨執政他尖銳批評共產黨，恪守報業「中立、客觀、理性」的宗旨和「獨家，獨特，獨到」的本性，以及報人必須具備的魄力、眼光、擔當等職業精神和素養。這是一個很高又極嚴的從業標準，遠遠超過加入某黨、某派的條件。「屠狗功名，雕龍文卷，豈是平生意？」（引清人龔自珍詞〈湘江〉）儲安平始終游離在國共兩黨之間，別看他先後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，其實他也游離在民主黨派之外。無涉軍政，不黨不派，他的心只守著一個「社會公共」空間，並在此安身立命。胡愈之搞報紙、搞出版，他是（黨的）新聞工作者，不是報人。儲安平搞報紙、搞出版，他是報人，不是新聞工作者。說句大不敬的話，任何黨派（包括強大的黨派）對儲安平自由主義靈魂和報人的天職本性來說，都太窄，也太矮。說他有政治野心，那才是活天冤枉！他自己就曾這樣說過：「滔滔今日，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為理想而生活，有多少人能咬緊牙關從事這樣一種清寒艱苦的事業。」儲安平是把一張報紙、一份期刊，當作清寒艱苦的事業幹的，以此啟迪民智，以此振興國運，以此實現人生理想。這就是儲安平。辦報，要有辦報的頭腦、胸襟、能力及手段。儲安平樣樣具備，要啥有啥。遠的不講，拿擔任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來說，自跨進北京西單石駙馬大街的第一步，便毅然決然地按照自己路數、理念真刀真槍地幹起來。半是痴狂，半乃性情。他宣佈《光明日報》不能機關化，要報館化；黨報工作經驗已經過時，當回到從前舊報傳統；年輕記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報人為榜樣；撤銷了編輯室，所有的稿子直送總編室，自己都一一要看過。他明確新聞記者的首要任務是寫新聞，新聞就是要搶先，就是要獨家；社論少寫，那種歌功頌德、教條主義的社論不要再寫。正值「大鳴大放」，儲安平立即派八批記者，分三路到全國各地調查。得知清華大學在研究改變黨委制的問題，他第一時間派人去採訪。從5月7日到6月2日，《光明日報》均在頭版刊發民主黨派和高校關於取消黨委制的報導，重量級的東西，一個接一個地甩了出來……這是啥做派？這叫報人辦報。要麼不做事，要做就做成一流，儲安平就在這短短八十天之內，讓這張民主黨派機關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他才氣過人，也傲氣凌人；嚴於律己，也苛於待人。拙作《往事並不如煙》出版後，我和《光明日報》的幾位老編輯有些交往。吃飯，聊天，幾乎所有的話題都圍繞著儲安平。他們告訴我：儲安平太能幹，大家都佩服他，也都怕他。我問：為什麼？答：頭天佈置任務，第二天就被叫去詢問──做得怎麼樣了？儲安平管得太細，太嚴，手下人跟不上，也受不了。所以到「反右」階段，儲安平在《光明日報》的會議室被鬥得要死。手下人恨他，當然，有的是假恨，有的是真恨。這讓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說的話：一個人愛什麼，就死在什麼上。最後，我想強調儲安平是個作家，極為欣賞他寫的《英國采風錄》。自從國門大開，到英國留學、旅遊、經商、訪問，乃至移民定居的人無數。幾十年間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寫下數以萬計的訪英散記、遊記、札記、日記、筆記，這些文章或多或少、或深或淺都是在議論和描述英國和英國人。這樣說，那樣講，寫來寫去，比來比去，依我看它們都不及儲安平在抗戰逃難歲月，用五個月的時間（1944年11月～1945年4月），於僻遠的湖南漵浦縣寫下的《英國采風錄》。書中，對英國王權的更迭，自由傳統的特徵，議會政治的源流，種族的歷史以及貴族的形成，都做了詳盡又風趣的介紹。作為研究者，它是極有價值的參考；作為讀者，它則是愛不釋手的佳作。儲安平文字功夫了得！尤喜末尾幾章，英人的性格、氣質、習慣、性情，乃至雨傘、茶壺套，無不寫得準確凝煉，但又是在娓娓道來，彷彿感受到從遠洋飄來的微風與水氣，讓你獲得滿足和感動，這與我們那些混濁僵硬的東西完全不同。顯然，儲安平被英國的經濟發達、民主政治和良好社會風尚所深深吸引。那時的他對中國的落後與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，但是他能把憤世嫉俗的情緒掩藏起來，而採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靜的講述，太成功了！冷峻的美麗比洶湧的強悍，更令人過目不忘。時隔七十載，重讀《采風錄》仍能產生強烈的共鳴。●由於命運，由於個性，儲安平的個人生活也很不幸，妻子已分手，子女多疏離。最後一個探視他的親人是女兒儲望瑞的丈夫熊榮光，「文革」爆發，紅色恐怖掃蕩北京城。這個在北郊農場工作的青年騎上自行車，揣著兩個農場自產的水蜜桃，悄悄進城看望岳父──所有門窗都是敞開的，任人出入。儲安平靜坐床邊，室內空蕩無物。熊榮光問一句，他答一句，不問則無話，遂將兩個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，不敢久留。出門回望，儲安平一手捧著一個桃子，仍然靜坐床邊。●儲安平江蘇宜興人氏，五十七載斯文遂絕，英雄獻祭在國，魂兮歸來在鄉。於今唯留衣冠，何其悲也！注一：章詒和父親，中國政治家，中國民主同盟（民盟）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，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長，《光明日報》社長。注二：中國著名律師、法律家、政治家、社會運動家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首任部長。1979年為民盟第四屆中央主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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